行程中實行日間考察與夜間創作雙軌并行的工作方式。最終，考察團創作組陳扶軍、謝少承、劉顏濤、楊科云、李六玲、金澤珊、龔小臏、羅小平、董倚橋、吳永斌、李洋、趙際芳，以及廣西骨干書家代表，每人完成了兩幅作品，一幅是根據田野考察中的石刻書法進行的主題性臨摹，另一幅根據在現場的體悟以自作詩或題跋的形式進行了書法的創作。同時，還通過召開創作點評會的方式，與廣西書家骨干代表進行了藝術交流。 

　　10月17日，由中國書協、廣西文聯、中共賀州市委宣傳部聯合主辦的“中國書協‘在現場’主題創作系列活動：題壁回聲——廣西題壁書法尋訪及主題創作”學術總結匯報會在廣西賀州舉行。中國書協分黨組成員、副秘書長張瀟羽和《中國書法》雜志社主編朱培爾分別主持兩個環節。張莉、張冰、陶義美、陳培站、陳葉飛、成聯方、田熹晶、秦明匯報了階段學術研究成果。 

　　《中國書法》雜志古代編輯部副主任張莉以《“‘在現場’主題創作系列活動題壁回聲——廣西題壁書法尋訪及主題創作”考察報告》為題，從田野考察的背景與目的、考察路線、沉浸式創作、考察成果與展望四個方面進行了匯報。考察報告中著重匯報了本次田野考察的路線與研究方向：南寧市上林縣《大宅頌》《智城碑》，柳州市《荔子碑》與馬鞍山石刻，桂林市虞山石刻、南溪山石刻、獨秀峰石刻、疊彩山石刻、伏波山石刻、隱山石刻、桂海碑林、象鼻山石刻，賀州市合掌石刻和碧云巖石刻。專家們針對每處考察地點的重點石刻都進行了研究討論，提出了系列富有新意的觀點。在這次田野考察中，發現了一些具有研究價值但之前一直被忽視的摩崖刻石，如《大宅頌》《智城碑》《新殿記》《荔子碑》《靜江府新作虞帝廟碑》《張孝祥及友人游劉仙巖題記》《方信孺及友人游劉仙巖題記》《隋朝富川列女蔣氏冢西觀寺碑》等等。這些材料為唐宋書法史的補正與重構提供了新的參照，具有一定的學術補遺價值。 

　　中央財經大學文化與傳媒學院教授、博導張冰作了《歷史形構中的主題性展覽——以桂林龍隱巖摩崖石刻為例》的相關研究。他認為從“主題性展覽”視角看，桂林龍隱巖摩崖石刻是經歷史沉淀形構的“傳統主題性展覽”，與當代主題性展覽核心邏輯相通。龍隱巖匯聚唐至民國政治、社會、宗教、游覽四類二百余件摩崖石刻，圍繞三大核心主題形成“展覽內容體系”：一是以南宋復刻《元祐黨籍碑》為代表的文人黨爭主題，康有為等文人觀碑留題，文化意義持續擴展；二是以《狄青等平蠻三將題記》為關鍵的邊境軍事主題，勾勒桂林地區安定融合脈絡；三是以雅集、餞別類題刻為主的文人士宦寄情山水主題，明末清初訪碑拓碑之風助推其歷史文化價值傳播。該“歷史主題性展覽”雖少見名家“展品”，但呈現各時期文人士宦一般書寫樣態，為理解不同時代書法文化樣態提供鮮活“展品樣本”。它并非從書法藝術維度彰顯時代高度，而是從書法文化維度認識古代文士書寫世界的重要切面。為挖掘當代書法主題性展覽的文化內涵、構建展陳脈絡，提供了傳統與現代對話的學術參照。 

　　廣西藝術學院學報《藝術探索》執行主編、教授，廣西金石研究會會長陶義美以《八桂石鐫：廣西石刻的源流、內涵與價值》為題，介紹了廣西石刻遺存作為中國西南地區極具特色并且值得學界關注的文化遺產，以摩崖碑刻為載體與喀斯特地貌深度融合，記錄了廣西兩千多年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民族融合，其書法映現了中國書法史流變，在中國石刻藝術史與廣西地方文化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其發展演變歷史與中央政權對嶺南地區的經略進程基本同步：秦漢南北朝為發軔期，墓葬滑石買地券是廣西最早石刻文字，內容為紀功頌德、記錄行政建置，體現了國家權力對邊疆地區的初步滲透；隋唐五代因民族文化發展，桂林石刻開始繁榮，《大宅頌》《智城碑》等就是唐代廣西石刻的代表之作；宋元是廣西石刻的黃金時代，匯聚名家題刻，書體涵蓋篆隸楷行草；明清石刻在數量上達到頂峰，并呈現出普及化、世俗化的趨勢。

　　曲阜師范大學美術與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導陳培站通過《文化場域與文化記憶雙重視角下的“桂海碑林”探究——以“元祐黨籍”碑為例》的研究內容，提到桂海碑林作為南方核心摩崖石刻集群，有自唐宋至民國兩千余件石刻遺存，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民族關系等，是官員、文人、僧侶、士紳等多階層共同參與構建的文化資本動態博弈空間。從文化場域維度看，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自然稟賦為公共書寫提供獨特空間?！对v黨籍碑》復刻至龍隱巖后脫離中心權力語境，各方官員、文人與游歷者成為新行動主體，通過題詠、闡釋將其重構為“文化景觀”，清晰呈現場域內權力關系、文化資本運作及審美趣味的塑造邏輯。從文化記憶維度而言，碑林以山林摩崖為物質錨點，將特定歷史人物、事件及哲學思考“永固”于自然空間，形成跨越時空的“記憶之場”。其多元書跡不僅保存地方性文化記憶，更打破了僅以名家名作串聯的書法經典譜系，印證了中國書法歷史記憶由精英與邊緣“無名者”共同書寫的事實。

　　賀州學院教師陳葉飛以《從黃姚天馬山〈鳶飛魚躍〉摩崖石刻臆測古今書法審美之異處》為題，介紹了黃姚天馬山現存清乾隆以來石刻十八通，為摩崖和少量碑刻。其中有咸豐八年（1858）柳州名士覃少海根據在陽山拓回的韓愈書法《鳶飛魚躍》復刻的摩崖一通。韓愈傳世書跡較少，且多為拓本，墨跡僅存數行題注。比對《鳶飛魚躍》陽山原版，發現此復刻細節遺失嚴重。且將陽山、黃姚《鳶飛魚躍》與韓愈傳世手跡比對，亦相去極遠。但黃姚天馬山《鳶飛魚躍》刻成之時，仍在黃姚當地文人圈內引起轟動，爭相拓之，一時“黃姚紙貴”。在同一石刻上，光緒副貢梁端章的跋語中，對《鳶飛魚躍》書法水平表示贊許。由此可看出古人書法審美取向：一是以人論書，以韓昌黎之盛名而贊其書；二是《鳶飛魚躍》雖已幾無點畫可言，卻韻味猶存。故而書法審美存在賞“韻”，而非單純賞“形”。 

　　云南大學教授、博導成聯方進行了《〈靜江府新作虞帝廟碑〉考——兼論其書法價值》的相關研究。他介紹了《靜江府新作虞帝廟碑》是南宋淳熙三年（1176）張栻主持修建，朱熹撰文、呂勝己書丹、方士繇篆額，因四位皆為學界名流，又稱“四夫子碑”。該碑刻于桂林虞山西南麓，通高380cm、寬190cm，全文二十三行，共七百二十字，碑文詳載靜江府重修虞帝祠的過程，是考證桂林宋代祠廟布局與行政事務的第一手實物史料，完整記錄了虞帝祭祀從地方傳統升格為儒家正統祭祀的文化建構軌跡。朱熹文中盡顯“正名”觀念，可見其理學思想在地方治理中的實踐應用。書丹者呂勝己隸書取法漢碑，線條扎實、篆隸相參，清初《分隸偶存》稱其“工隸書得漢法”；方士繇篆額受李陽冰影響，小篆線條圓勁勻凈，兼具秦篆古樸與宋人意趣。二者書藝顯示出宋代書法的“尚意”與“復古”。該碑不僅是南宋篆隸發展的典型實證，更以其多元文化內涵，佐證了桂林虞山石刻作為“露天書法博物館”的歷史文化價值。由于該碑舊拓難見著錄，目前研究得并不充分，通過本次考察，可為研究此碑提供重要的材料依據。 

　　河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田熹晶以《蘇軾書〈荔子碑〉相關問題考述》為題，從四個方面對以“三絕”名世的蘇軾《荔子碑》進行了解讀。第一，書刻流轉。蘇軾視柳宗元為異代知己，其文集曾多處記載抄寫柳詩之事，此次將韓愈的頌柳詩寫成大字，目的應為刻碑而非日常抄寫。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荔子碑》才得以落成。第二，為何此碑的字形偏長。蘇軾執筆著腕而筆臥，小字字形偏扁，但懸腕書碑大字，無法以手抵案，書寫字形拉長。第三，原書與放大?！独笞颖钒嫌小芭R別授坡仙大書《韓昌黎享神詩》”句，此處“大書”應為大字之意，說明此碑原稿即為大字。第四，流傳與翻刻。《荔子碑》在流傳中幾經翻刻，版式也有所變化。其中，湖南永州柳子廟《荔子碑》，以柳侯祠原碑為底本，分四塊刻石為橫版。清光緒年間日本重刻《荔子碑》亦改原立碑為橫幅。 

　　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館員秦明通過《故宮博物院藏〈智城碑〉拓本讀記》的研究，介紹了《智城碑》位于廣西上林縣覃排鄉智城山，刻于武周萬歲通天二年（697），由韋敬一制，是廣西現存最早唐碑之一，素有“嶺南第二碑”之稱。該碑歷史上長期隱沒，金石文獻與地方史志記載疏略，直至清道光七年（1827）由李彥章重新發現，經椎拓后由陳壽祺等名士傳布學界方顯于世。清末陸增祥《八瓊室金石補正》對其著錄尤詳。通過結合諸拓本比對，以“騎”“都”“尉”等十二字為校碑基準，可厘清《智城碑》早晚期拓本脈絡。故宮博物院藏三種拓本按時代排序為：道光初拓本（新00179150，李彥章舊藏，首行“檢”字未損，含道光十二年陳壽祺《唐韋使君智城碑考》、梁章鉅七言詩題跋），清末拓本（新00185767，七行“舞”字未損），民國拓本（新00045616，三行“眇”字未損），三本各有優長。該碑雖為廣西金石學研究重點，但未引起全國金石學研究的重視。借此次活動，首次公布故宮三種拓本，特別是李彥章舊藏初拓本，將助力廣西金石學研究。 

　　朱培爾在學術總結中談到，本次在現場主題創作系列活動的意義：一是本次田野考察訪碑活動感受了實物向文化場域的轉換，二是關注了石刻書法在歷史情境和人文環境中的變化，三是對這些石刻書法進行一個整體歷史性的考察，四是以問題為導向，通過新舊資料的比對進行考證，從而發現新的視角，五是以對話與學術為目標的當代書法精神。本次在現場主題創作活動的開展，不僅是對訪碑的重視，更是對地域性書法發展的重視。這次訪碑基于田野考察，我們也通過數字化與人文相結合的方式將石刻的內容多角度呈現，這對深入開展學術研究有積極的幫助。對石刻書法進行田野考察作為藝術的源泉是需要有心靈的共振，不到現場是無法感受這些內容的，需要有古今的交流，在與古人對話后，我們需要思考如何把金石的氣息和文人的氣息轉化為書法作品。公共文化的建構后續也需要完善，書家需要思考石刻的歷史、人文等內容如何宣傳，以及通過田野考察我們對于石刻文物如何去保護。田野考察應該聯系古今，打通學科，它要求我們每一個訪碑人具有藝術通感。我們既是田野的調查者，也是歷史的接受者；我們既是藝術的鑒賞者，也應該是歷史文化的思考者；我們既是理論研究的學者，更應該是進行創作轉化的實踐者。 

　　在完成田野考察、交流研討、主題創作等環節后，中國書協專題形成系列學術研究成果。此次活動既是凝心聚力、深學篤行習近平文化思想，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博工作重要講話論述的現場學習，也是落實中國文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要求，充分挖掘廣西地域文化資源，以新時代書法藝術賦能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