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誅筆伐評文壇“天下”--傅汝新
發布時間：2014/12/20 10:40:50 瀏覽人數：
文學理論家、評論家傅汝新對當下主流大眾現實文學的關切
來源：百姓才藝網 發布時間：2014-12-20 10:50 責任編輯：崔琬玥
傅汝新，男，1958年出生于遼寧省鞍山市，祖籍山東省平度市。1981年畢業于鞍山師范學院中文系。曾經任教于鞍山市第一高級職業中學。1983年調《鞍鋼日報》社，當了九年記者和編輯；1992年調鞍山市政協創辦《鞍山政協報》，并任副總編輯；1985年調鞍山市委宣傳部任文藝處處長；1998年調鞍山市文聯任副主席。遼寧省作家協會會員。現在任遼寧省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藝術廣角》雜志社主編。二十幾年來始終關注著文壇的潮起潮落，并以其敏銳的藝術感覺和獨到的文學觀念先后在《文藝報》、《當代作家評論》、《文學自由談》、《鴨綠江》、《遼寧日報》、《當代詩歌》等報刊雜志發表理論、評論文章百余篇，并結集出版了《跌入低谷與走出困境的文學》（遼寧大學出版社）、《守望“后新時期”文學》（春風文藝出版社）兩本文藝評論集，在遼寧省內外產生一定的影響。2001年，文學評論《咱們工人誰來寫》由《文藝報》頭版頭題刊發，在全國文壇引起反響，并獲“第二屆遼寧文學獎評論獎”，鞍山市“五個一工程獎”。除了文學評論之外，他還創作出版了散文集《無法告別》和描述“中國球迷皇帝”羅西長征的長篇紀實散文《黑太陽》，并改編成了16集電視連續劇，由北京電影制片廠和北京建基影視藝術有限公司聯合拍攝完成。1999年出版了第一部長篇小說《風塵或關于三個女人故事的小說寫作始末》。
2014年11月17日和11月24日傅汝新分別前后兩次在《鞍山日報》發表文章，以“創作當代人民的中國文學”為題，對當下中國文學乃至文藝現狀闡發了自己的觀點和看法，讀來令記者有一種大旱現云霓，頗能解渴的快感。因為，我們已經很稀罕這種直戳時弊、痛快淋漓的文學藝術的批評了。
一個時期以來，尤其是當下，我們的文學藝術怎么了？那充斥眼球的萬花筒樣的風花雪月、男歡女愛的炫彩沸騰的瘋狂的娛樂著我們的同胞，難道這不是文藝繁榮發達的景象麼？面對記者的問話，傅汝新那架中度近視眼鏡的額頭上的皺紋更加凝重肅穆了。他說：“21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學可以說是大眾狂歡的時代。借助網絡與影視通俗文學悄然崛起。這在某種程度和意義上撫慰了人們空洞了的情感與心靈，似在情理之中。任何一個時代都存在大眾的通俗文學和知識階層的純文學，這不是高下與好壞的差異，但思想內容卻有著高下與好壞的區別。世俗化與娛樂化本來就是通俗文學的本質，無可厚非。但近些年來，通俗文學迅速向低俗化嬗變，暴力、濫情、性愛，以及商界的爾虞我詐與官場的權利角逐成為敘事的主要內與精神向度，而打著后現代主義與新歷史主義的旗號戲仿顛覆“紅色經典”與偽歷史敘事也成為文學與影視合謀的一股思潮，理想價值虛無、道德倫理失范無序，精神性貧乏，思想能力喪失，不要說英雄與崇高,連起碼的人文理想亦喪失殆盡。在文學中我們看不到這個時代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感受不到這個時代的精神狀態，更遑論中國社會重大改革轉型期既波瀾壯闊又嚴酷悲壯的現實生活。文學成為取悅大眾的工具、商家賺錢的手段。這當然不是全部，也不是簡單的否定，我只是想強調這種思潮與現象，上述問題是相當突出的。習總書記的講話具有相當的針對性，擊中了當代中國文學藝術的弊端和要害，從而，讓相當一部分作家、藝術家坐臥不安并不讓我感到驚訝。同時，我也想到了民間藝術，他當然是一種通俗文藝，但通俗不等于低俗。其實通俗文藝的低俗化多年前就遭到有識之士與批評家的批評與抵制，但在強大的市場與資本力量面前，這種聲音顯得極其微弱與無力，也未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與警覺。
這些罪過在市場嗎？記者疑惑地問。“當然不是。”傅汝新說。“市場只是文學藝術運行的一種機制規則與方式。把什么作品推向市場是作家藝術家思想道德與觀念所決定的。人類社會何以需要文化？就是要逐漸擺脫人類原始本能的粗野的非自律的自然屬性，提升人類與社會的精神品質。因此文藝作品的屬性當是審美的、教育的動能，以滿足人們情感與精神的需求。文藝批評除了學術性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在眾多的文藝作品與現象中披沙揀金，為人民大眾篩選出優秀的有價值和意義的作品。
欲望化的敘事是當下文學走向低俗化的又一個罪魁禍首。對此傅汝新作為一個文藝理論家、批評家有著感同身受的切膚之痛。他說，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化，通俗文藝的悄然勃興，并向世俗化、娛樂化突變，文學開始失重，不僅各種形式和方法的探索式微，其批判精神與表現時代生活的廣度和力度也喪失殆盡，更不要說像新時期之初那樣直接參與改革的運動之中，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了。盡管可以對新時期文學說三道四，但有一點，為新時期文學做出了貢獻的作家們都堅守了自己的文學立場和寫作倫理，十余種文學思潮表達的是他們對社會人生、國家、民族，對文學自身的純粹的不懈探索與追求。而21世紀以來，這種情況已成為很奢侈很稀罕的現象。純文學已經在世俗化的大眾文化的勢不可擋的洪流中被邊緣化了。人民大眾及其生活不再成為作家、藝術家關注的對象，他們被洪水般的世俗化文藝甚至低俗化文藝所籠罩和裹挾著，成為“傻樂主義”的的犧牲品。說中國作家藝術家在資本面前妥協，甚至投降，并且迷失了創作的方向并非言過其實。
學者劉小鋒把現代敘事倫理分為兩種：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前者實際讓國家民族歷史的目的比個人更重要。后者只是個體生命的嘆息或想象，某一個人活過的生命印痕或經歷的人生變故。對人民倫理大敘事的強調并不意味著作家不能寫自己獨特的生活與經歷或自己的思想與情感，事實上，對每個作家而言這是他最重要的寫作資源。許多作家的作品在某種意義上講都是他們的‘自敘傳’。重要的是，作家一定要把自己的獨特生活與經歷或自己的思想與情感融入到時代之中，與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這是人民的倫理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的重要區別。
2001年9月15日《文藝報》頭版頭題超規格發表了我的《咱們工人誰來寫？》一文。據說這篇文章最初安排在二版頭題，時任常務副主編、文學批評家賀少俊認為這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于是特意將稿子提到了一版。在這篇文章里我是滿懷激情的呼吁作家關注工人生活和工人階級的命運。這種激情顯然來自生活本身。那時候文學界還沒有底層敘事這個提法。
2003年10月19日我和批評家張陵策劃了《文藝報》與鞍山市政府、鞍山鋼鐵集團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當代工業題材文學創作座談會”提出讓工業題材文學和東北老工業基地一起振興的口號。我不是一個題材論者，對題材的強調，顯然來自當時的社會語境與我對現實的觀察與體驗。具體地說，1990年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社會轉型對工業大省的遼寧產生巨大沖擊，重工業基地、國有大中型企業密集，產業工人集中，數量巨大，大量工人下崗，他們的生活極其艱難，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創痛是難以在短時間內撫平的。從中央提出國企三年脫困到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期間的艱難困苦和驚心動魄也是我們常人無法想象的。這是中國的經濟命脈，解決不好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成果恐怕要付之東流。而我們的工人從大局出發，服從改革的需要，從按部就班衣食無憂的國企崗位悄無聲息的下崗，自謀職業，自尋生路，這是多么好的一個工人階級大眾的群體？這麼重要的的生活就是沒有作家去寫，這就不是遺憾一詞所能搪塞敷衍得了的。尤其是我們遼寧的作家也是無動于衷，仍沉浸在個人化的甚至私人化的文學語境之中。此時，傅汝新的眼鏡片上浮現出一層初冬的霜霧。
我當然理解1990年代后作家們在對英雄崇高宏大敘事進行消解的時候所采取的世俗化敘事策略，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世俗生活的樂趣把人從現代迷信和教條主義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揚棄了假大空和偽崇高，作家們試圖以更豐富的文學性去還原現實人的生存狀態。然而，這樣的文學理想只是曇花一現，隨著新寫實小說的淡出，影視劇、出版業及大眾傳媒在對文學青睞的同時也開始了強力的擠壓，在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的撫慰下，作家們乖乖的成了文化市場的俘虜與奴隸。當陳染的私人化寫作還被認為是另類的時候，林白的《一個人的戰爭》就已經開始了更加隱秘的情欲描寫，隨后的衛慧、棉棉還有九丹則干脆進行肢體寫作了。1990年代末，現代都市言情作品成為作家們趨之若鶩的首選題材，這當然有現實生活的深厚背景，但究其背后，卻是作家們與出版者彼此的利益驅動。
我一下子想到了作家徐坤。傅汝新說。1990年代曾經寫出《白話》《先鋒》《游行》等受到我國文學界關注的小說的這位學者作家，2002年出版了長篇小說《春天的二十二個夜晚》，他的內容提要是這樣的：這是一個女人和三個男人的故事。由于不能忍受一個人生活的孤獨和死一般的寂寞，他們偶爾會互相睡來睡去，一段時間內同居、做愛，聊以解悶兒，但同時又通過ＡＡ制等看似時髦的方式把責權利分得清清楚楚，把自己保護包裹的嚴嚴實實，誰都不再把真心呈現給對方，怕自己再度受到傷害。2004年《十月》長篇小說增刊又發表了她的長篇小說《愛你兩周半》，我擔心概括的不準，所以再抄錄其內容簡介：年輕漂亮的電臺女主持人于珊珊與京城地產大鱷顧躍進偷情貪歡，結果，一覺醒來發現庭院深鎖，已然陷入困境。精明能干的大學女教授梁麗茹與情人出走，激情倘佯在云南的大山大水之間，突然之間無從回返，經過反反復復地糾纏與掙扎，親情、愛情、友情，在一個非常時期都經歷了非同尋常的考驗。非典在小說里只是背景或一個筐，他要裝的是一個老板與年輕女主持人的性愛故事；一個大學女教授與情人偷情的故事。2003年曾以清新淳樸讓人感傷懷舊的的長篇小說《白豆》一下子讓人刮目相看的董立功，在隨后的幾部中長篇里不但重復著《白豆》里面的基本故事及其結構和人物關系設置，更重要的是，他沉湎于性愛描寫而無法自拔。在那塊他所營造的下野地，婦女顯然是被侮辱與損害的對象。女作家海男2004年在《作家》雜志長篇小說秋季號上發表的最新長篇小說的署名，干脆就叫《情婦》，作品的廣告詞是這樣寫的：“我以我的經驗，我以我的熱忱，我以我的命名方式，我以我的虛弱，我以我的詞語結構，我以我的忠實，我以我的肉體，我以我的衣裝，我以我的辯護詞正在陷入一大堆問題當中去。這段話的最后特意強調（作者自述）。如果說陳染和林白尚屬于先鋒性探索的話，那么衛慧、棉棉、和九丹就早已逸出了這個范疇，開始向低俗文學大踏步邁進。海男本來是以先鋒的姿態大膽的觸及兩性關系的描寫的，但后來的傾向則完全不同了。最讓我難以置信的是徐坤，她既是作家又是一個學者，他早期的文學理想與后期的幾部長篇小說所彌散出的市場奴隸的味道讓其判若兩人。董立功的長篇小說《白豆》發表后，在批評家張陵的‘指示’下，我最早在《文藝報》發表了評論；然而之后不久，那片清新淳樸下野地里所演繹的不再是淳樸懷舊的愛情故事。
對于上述現象，傅汝新覺得雖然可怕，卻沒有到不可救藥的地步。他覺得尤其可怕的是
大眾的自覺認同感。人們非但不覺得差異和憤慨，反而認為這很正常，而且還很享受。尤其是文學藝術界的精英與理論批評家，沒有進性有效地批評與抵制，卻采取犬儒主義的策略，這無疑助長了文學低俗化思潮的泛濫。
犬儒主義的特征是妥協和認同。傅汝新說。在存在就是必然的前提下尋求生命的延續和現世的狂歡。之所以如此，傅汝新認為多少受到了西方批評界思潮的影響，中國的批評家用十幾年的時間將這些西方批評理論的方法通通操練了一番。批評家陳小明對此也深表憂慮。他說，歷史發展到今天，卻沒有我們自己文學批評理論研究者自己的觀點、立場，這不得不令人有所反省。就是面對前述文學藝術亂象仍然無動于衷集體失聲。充斥文壇的是那些幾乎千篇一律吹捧的文章。走向另一個極端的也有，那就是棒殺與酷評，甚至人身攻擊也在所不辭。這樣的文學環境與生態能產生偉大的作品？我非但不信還深表憂慮。
看得出傅汝新的這種憂慮來自中華民族精神的能否真正的自強、自立。他認為當今激烈的國際經濟、軍事、外交等等一切競爭，歸根到底是文化和文明的競爭。我們的文學藝術如果永遠處于這種頹廢甚至墮落的犬儒主義狀態，遲早要喪失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這絕不是危言聳聽。
百姓才藝網 禚玉忠（魯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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